“甜姐儿”黄宗英：18岁新婚，18天丧夫，4段婚姻7个孩子，95岁去世，她的人生是苦难铸就的传奇

 在中国影坛的黄金年代，黄宗英是响当当的名字。

她是旧上海舞台上的“甜姐儿”，也是《家》里哀婉动人的“梅表姐”，后来更以作家身份留下获奖散文与报告文学。

看似风光无限，实则命运多舛，四段婚姻，三度丧夫，抚养七个孩子，晚年甚至被养子告上法庭。

她曾说过：“别说自己老了，只要心里有爱，人就不会老去。”

可这份从容背后，藏着多少泪水与坎坷？

1925年夏天，黄宗英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之家。父亲曾远赴日本求学，学成归国后任工程师，还兼职教授，被称作“洋翰林”。

一家七个孩子，大哥黄宗江、弟弟黄宗洛都走上艺术之路，成为中国戏剧电影史上重要的人物。

可是，命运早早给这个家投下阴影。1934年，父亲因病走了，母亲带着孩子们辗转天津、北平，日子捉襟见肘。失学的小宗英，靠兄长的庇护才有机会接触戏剧。

16岁，她跟随大哥去了上海的职业剧团。在剧团里，她只是最小的“打杂小妹”。直到有一天，演员临时缺席，她被推上舞台救场。台词刚落，全场为之惊艳。

1942年，她主演的话剧《甜姐儿》风靡上海。娇俏的神态、灵动的眼神，她一夜成名。人们在剧场外等待，只为看一眼这位“甜姐儿”。那一年，她才17岁。

成名的喜悦还未完全展开，命运的暗涌却已悄然逼近。

在剧团，她遇见了音乐指挥郭元彤。那个温文尔雅的男人，成为无数追求者中的唯一。18岁，黄宗英穿上婚纱，嫁给了心上人。

婚礼那天，新郎脸色惨白，却勉强扶着身体完成仪式。没人告诉她真相。她以为只是紧张。新婚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，18天后，丈夫突发心脏病离世。

站在冰冷的太平间里，她推着丈夫的遗体，轻声对工作人员说：“他太冷了，给他盖盖吧。”

那一刻，这个18岁的少女骤然变成寡妇。后来她才知道，郭家为了“冲喜”，早已隐瞒了病情。

她不敢再面对舞台，半年来常常独自跑到香山后山，怀里抱着书，眼泪一滴滴落在纸页上。有人问她：“你还相信爱情吗？”她沉默良久，没有回答。

这就是她的青春开篇，别人的18岁是春风沉醉，她的18岁，是死别的荒诞剧。

可命运不会因为一个少女的眼泪而停下脚步。半年多的幽居后，哥哥担心她被痛苦困住，便托老同学程述尧多加照拂。

这个比她年长的剧团社长，不仅拉她重回舞台，也在生活中细致关怀。渐渐地，黄宗英感受到一种“被托付的安全感”。

就这样，新的情感悄悄逼近，带她走入第二段婚姻。

1946年，她再度披上嫁衣。

可婚姻并没有带来自由。程家规矩森严，吃饭要端正，走路要守礼，话不能大声。她生性洒脱，常说自己“是属云的人”，怎能困在金丝笼里？

1947年，她接拍电影“幸福狂想曲”，与男主赵丹一见如故。赵丹在片场忽然直言：“你应该是我的妻子。”

这句突如其来的表白，击溃了她心底的堤防。回到程述尧身边，每天等他下班的时间都像煎熬。最终，她提出离婚。

程述尧虽心痛，却答应了。他母亲甚至在她三婚时送上陪嫁。离开时，没有怨怼，只有祝福。

与赵丹的婚姻，是黄宗英最浓烈的一段感情。两人合作无数影片，银幕内外都是最佳伴侣。

她为赵丹的前子女缝舞裙，买钢琴，把他们当亲生孩子一样疼爱。后来又收养了周璇的两个儿子周民、周伟，一家七个孩子，热闹喧腾。

可这段婚姻远没有银幕上那样浪漫。赵丹因特殊年代入狱五年，她独自养着孩子，忍受世人的冷眼。出狱后的赵丹脾气暴躁，屡屡摔门，她却总在身后温声安慰。

1980年，赵丹查出胰腺癌。病榻前，她陪他走完最后一程。赵丹弥留时叮嘱：“不要放悲伤的音乐了。”送别之后，她泪如雨下，却仍为他举办画展，圆了丈夫的遗愿。

多年后，她说：“我这一生最对的选择，就是嫁给赵丹。”

这份选择不只是爱情，更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。赵丹带着前段婚姻的子女走进她的生活，周璇的两个遗孤也在她怀抱里长大。爱情之外，她还要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。

黄宗英不仅是演员、作家，更是“七个孩子的妈妈”。赵丹的孩子、他们的孩子、周璇的遗孤……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她硬是把这个家撑了起来。

夜深时，她守在孩子床边讲故事。白天，她跑片场、写文章，挣来一家人的口粮。有人说她是“艺术家”，可在孩子眼中，她就是那个永远温柔又坚韧的妈妈。

先生去世后，55岁的黄宗英独自一人。她不愿依赖子女，南下深圳，投身改革大潮。1984年创办都乐文化公司，四处奔波。

她把十多年老友、编剧薛靖请来帮忙，结果对方卷走了37.38万美元。消息传出，她病倒协和医院，甚至试图拔掉针管自尽。护士及时发现，她才捡回一条命。

正当她从低谷中缓过气，另一记重击袭来。1986年，养子周伟将她告上法庭，控诉她侵吞周璇的遗产。

一时间，舆论汹涌。有人骂她贪婪，有人说她有心计。可真相是，她当年不过是善心收养，养大了别人的孩子，还送进音乐学院学习笛子，倾注了心血。

法庭上，周伟的冷漠让她心如刀割。她曾经讲故事哄他入睡，如今却要在铁证与诉状中与他对簿公堂。四年拉锯，她心力交瘁。

这让人想起川端康成《雪国》里的一句叹息，“人生荒凉，却仍要在荒凉中活下去。” 黄宗英就是这样，在背叛与孤独的荒原上，依然选择坚守。

年过花甲，本该偃旗息鼓。可黄宗英却偏不。

1993年，68岁的她，与比她大12岁的诗人冯亦代相爱。两人鸿雁传书，写下五十万字情书，热烈得像年轻人。他称她“小妹”，她唤他“二哥”。

他们的婚姻简单而浪漫。北京下雪时，两人牵手去香山看雪景；在书房，一个写字，一个翻译，偶尔抬头对视一眼，就足够心安。

冯亦代中风后，她买来写字板，扶着他一笔一画地练字，像教孩子一样教他说话。两个月，他奇迹般恢复，她笑着说：“这是爱情的力量。”

2005年，冯亦代去世。她在悼文里写：“我们将在印刷机、封包机里，在读者的目光中紧紧拥抱。”落款是“愈加爱你的小妹”。

晚年的黄宗英，依旧不肯停下。她学钢琴，练字，跳舞，写诗《别说自己老了》。

她告诉自己：“只要积极，就永远不会老。” 这让我想起蒙田在《随笔集》里的感慨，“衰老并不是生命的衰退，而是另一种完成。”

写在最后

2020年12月14日，黄宗英在上海安然离世，享年95岁。她走时留下一句话：“我走了，我深深地爱着你们。”

她的一生，失去三任丈夫，送走一个儿子，还曾被背叛、被误解。可她从未丢掉笑意。

有人说，她是“甜姐儿”，是“梅表姐”，是作家、演员、母亲。可更重要的，她是一个在风雨里仍坚持去爱的人。

苦难塑造了她，却没有吞噬她。正如辛波斯卡所说：“即使被痛苦压迫，我仍要像草一样生长。”

黄宗英，就是那株草，历经风雨，依旧挺立。